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，西方进入一种新模式的创新经济阶段，产生了大规模的生产外包需求。外包承接方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：弹性和效率。中国通过专业化分工的中小企业满足了效率，这些中小企业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，配套关系还会不断动态重组，由此形成的庞大供应链网络带来了弹性，从而顺利承接了西方的制造业转移。

而衡量一个供应链网络的核心变量就是它的规模，规模越大，效率和弹性同时满足的能力就越强，一旦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，则生产中的成本控制逻辑就变了。要素价格在综合成本中占比大幅下降，供应链运转效率（广义交易成本）占比大幅上升。

中国的大规模供应链网络的出现，进一步深刻改变了工厂的组织形态。过去，生产一件复杂产品需要多道工序，它们可能是分布在同一个工厂内部的不同车间；今天，这些车间多半都成为供应链网络当中独立的工厂。完成终端产品生产的工厂，它只是完成最后的组装工序而已，需要和生产中间品的大量其他工厂相配合，在一个完整的供应链网络中才能运转。从而，在贸易战冲击下，工厂迁移的逻辑也发生了深刻变化，过去，有可能是包含着各道工序的工厂的整体性迁移，今天，有可能仅仅是完成终端工序的工厂的迁移，因为只有它才面临着最直接的关税压力。只不过，消费者平时接触不到中间品，只能接触到终端产品，于是完成终端工序的工厂的迁移特别引人注目，但它仍然与上游其他工序的工厂有着密切的关系，而后者并未迁移。

今天，商人主导的经济空间与国家主导的政治空间已经高度不一致了。过去我们也许更多地是在信息经济中感受到这一点，今天即便是制造业经济也已经是这样了。

中国制造业目前具有的这种优势地位，并不是无条件的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，中国跟西方国家需要有足够好的互信关系。但最近这大半年的时间，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互信关系正在遭到破坏，这与疫情有着很大的关系。西方国家有可能不惜代价重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。这些产业的规模相对于整体制造业来说，不会太大，所以西方国家也还付得起这些代价。中国与西方国家有可能会在这些产业上形成两套平行生产体系，进而形成两套平行技术路线。

安全相关产业往往是引领技术前沿路线的产业，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、阿波罗计划等，形成的技术在转化为民用之后，对经济具有拉动作用。西方国家在“从0到1”的科技创新方面，效率高，所以有可能在十几年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相关方面形成技术代差。到那个时候，中国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即便仍旧保有数量优势，但这种优势的意义就会打上很大的折扣。但是，在非安全相关的产业上，各国之间仍然会是深度相互依赖的。这也保证了即便各国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关系在不断遭遇侵蚀，但在中短期来看，经济层面上仍然有着密切的关系；只要这种密切关系仍然在，政治上的实质对抗就仍是有底线的。